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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社区工作调研报告篇1
一、社区工作负担过重的表现
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社会治理的基础工作，积极推动人力物力财力向社区下沉，将社会管理和服务向社区延伸，切实方便了群众生活。但由于缺乏政策规范，社区也被迫承担了许多超出职责范围的行政事务性工作，负担日益加重。具体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一）承接的管理服务多。目前，社区承接的政府延伸下来的综合治理、公共卫生、计划生育、民政事务、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救助、文体教育以及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流动人口权益保障等工作事项不断增加，要求也不断提高。通过对11个社区实际工作的梳理，有26个部门的215项工作下沉到社区，任务比较多的是综治、组织、卫计、人社等部门，都在20项以上。这些工作中，行政管理事务170项，占79.07%；服务性事务45项，占20.93%。这些工作事项，有的是社区居委会依法应该协助政府完成的，但却成了责任主体；有的已经超出社区居委会的职责范围。大多数部门没有按照“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要求赋予社区完成工作任务的相应条件。
（三）完成的台账报表多。名目繁多的台帐资料和各类统计报表使社区不堪重负。在调查的11个社区中，台帐资料最多的社区有68 类 293 本，最少的社区也有8类58本，平均每个社区有各类台账160多本。一些部门忽视社区实际情况，提出一些不合理、不科学的要求，导致社区在做台帐的时候随意编造，东拼西凑，有的社区不得已而互相学习、照搬照抄，以应付检查。相关部门把实际工作异化为各种文字记录和影象资料，使社区干部把做台帐当成了主业，成了“台帐干部”。同时，各级各部门还要求社区开展人口、计生、经济、文化、卫生、体育、教育、房产、第三产业等方方面面的调查统计工作，所调查的11个社区每年要填报80多种、400多份各类统计报表。
（四）出具的`证明盖章多。当前，要求社区出具证明和盖章的事项越来越多，致使社区公章被誉为“万能章”。据xx市的调查，该市中心城区要求社区盖章、出证明的涉及30多个部门单位、170多个事项。其中，经常盖章的有60多项，一般性的盖章项目有80多项，偶尔盖章的有30多项，每个社区每年出具的各类证明都在1000份以上。在上述170多个项目中，不该由社区出证或虽可出证但社区难以掌握和核实情况的事项，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一些诸如居民身份、违法犯罪记录、婚姻状况、房屋权属等证明，明显应由有关职能部门出具，但都推到了社区；一些诸如房产拥有情况、单位职工生活困难情况等部门或单位自身能够掌握的情况，也要求社区出证明；一些诸如人口伤亡、居民亲子关系等社区很难核实的情况，也要求社区出具证明。
（五）连接的信息网络多。目前，省、市、区有关部门建立并延伸到社区的网络平台有20多个，主要来自于各级组织、纪检、政法、计生、人社、民政、司法、文化、妇联、残联等部门。这些网络平台都是各个部门分别建立的，都要求录入人口基础信息，由于互不兼容、信息资源不能共享，致使社区干部重复采集、反复录入。有些信息系统即使是同一个部门建立的，也存在不能兼容、信息不能共享的问题，比如卫计部门关于计划生育的信息系统就有4个，相互之间不能实现信息共享。为完成这方面的工作，社区干部不仅要会电脑操作，还要掌握相关技术，心理压力较大。
（六）承担的临时任务多。社区在承担常规性工作的同时，还要完成各种临时性、突击性工作。比如，社区干部经常要参加各种会议活动，有的是为了传达精神、布置工作，有的纯粹是去凑人数、撑场面。在调查的11个社区中，每个社区每年要参加160多次会议。社区承担的临时性、突击性任务主要来源于综治、城管、信访、维稳等方面，其次是各类创建达标活动，大部分都对社区实行“一票否决”，甚至要求社区书记、主任24小时不能关闭手机，随时待命。此外，社区还要完成房屋拆迁、慈善捐赠、无偿献血、报刊征订等摊派任务。在一些地方，社区还要承担招商引资、协税等经济工作。有的地方要求社区发展商务，社区只好弄几平方米的房子，摆上一些烟酒，以应付检查。这些任务的完成情况都与社区工作绩效及干部待遇挂钩，再难也得做。
（七）悬挂的各类牌子多。所调查的11个社区，共悬挂各种牌子86块，涉及到组织、纪检、综治、公安、司法、民政、教育、工商、卫计、人社、环保等部门。不同的部门对社区挂牌有不同的要求，致使同一间房子要挂若干块牌子，有的有20多块。有的社区为了对付检查，把需要悬挂的牌子做成活动式，哪个部门来检查就挂上哪个部门的牌子。一些部门还要求在社区成立工作机构，有的社区成立的各类领导小组达50多个。这些机构被社区干部形象地比喻说，要么存在电脑里，要么贴在墙上，没有实际作用。
二、社区工作负担重的危害
社区工作任务不断增加，工作职能无限扩大，不仅加重了社区组织和工作人员的负担，也对我国居民自治、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社区治理以及党和政府的执政基础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居民自治进程受到阻碍。社区居委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主要职能是依法组织居民群众开展民主自治活动。由于承担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方面的工作，社区居委会的行政功能大为增强，而自治功能明显减弱。由于工作任务、各种资源来自政府，考核评估等权力也掌握在政府手中，社区干部只好对上负责，竭尽全力完成政府交办的任务，因而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发动和组织居民开展民主自治活动，也不可能通过民主自治方式，引导居民表达需求、讨论社区问题、治理社区事务，导致居民社会责任感弱化、社区认同感低下。
（二）社区治理失去社会基础。社区治理的目标是要建立多元互动的格局，其立足点是通过培育、发展、壮大包括社区居委会在内的社区组织，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解决社区问题，而不是政府“一竿子插到底”、包揽一切。随着社区行政化不断加重，政府将社区居委会纳入政府组织框架之内，既弱化了社区居委会的社会功能，又挤占了社区社会组织生存发展的空间，这势必使社区治理的一元格局难以打破，且严重影响居民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社区治理失去应有的社会基础。
（三）党的群众基础受到影响。社区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主要任务是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协助基层政府贯彻落实党和政府的各项惠民措施，通过民主自治的方式解决居民群众的困难和问题，代表党和政府为居民群众服务。社区组织承担过多过滥的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任务，甚至把主要精力用来应付基层政府及其派出机构交办的行政工作或各类形式主义的事务上，就会严重脱离群众，影响影响党群干群关系，危及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
三、社区工作负担重的原因
社区负担不断加重，既有政府组织碎片化、制度保障不力等体制方面的原因，也有社区服务供需结构、社区组织类型结构以及社区干部能力结构等方面的的原因。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共服务资源分割，部门各自为阵。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中，政府职能划分过细，部门数量过多，导致政府组织碎片化问题十分严重。一方面，各个部门掌握着大量的行政资源，且形成独立体系，在社区层面上严重分割，缺乏有效整合。另一方面，各部门业务缺乏协同，彼此间不协调、不合作甚至相互冲突，造成社区工作多头指导、各自为政。比如社区服务设施的建设、信息网络平台的建设、台帐资料的整理以及统计报表的上报等，各部门都有各自的标准和要求，缺乏统筹协调，致使社区重复建设、干部重复劳动，既造成资源浪费，也增加了社区负担。
（二）社会管理体制不顺，政社职责不清。在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与服务工作中，基层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社区居委会作为不同的主体，相互之间是什么关系，各自应该承担什么职责，有关法规都有明确规定。但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制度保障，致使这些规定形同虚设，难以落实，从而造成实际工作政社职责的不清晰，也导致基层政府与社区居委会关系错位，通常把社区居委会视为一级“行政组织”或“下设机构”，随意把各种任务、责任、矛盾转嫁给社区，使社区居委会的职责被无限放大。
（三）社会矛盾集中社区，居民需求剧增。目前，各种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易发多发，且主要集中在社区层面。同时，居民群众利益诉求和服务需求也呈现出结构性变化，主要表现为居民需求向社区积聚，居民利益诉求和服务需求呈指数级、复杂性、多样性增长，而且，社区问题的解决和居民需求的满足的跨部门性特征日益明显。这种需求的结构变化需要供给的结构性调整，但现实是供给结构的变化滞后于需求结构的变化，客观上使得基层政府和社区组织面临更大的压力、更多的任务。
（四）社区干部能力不足，工作疲于应付。当前，社区工作分工越来越细、专业性越来越强，而社区干部的职业化与专业化脱节，他们严重缺乏社会工作的理念、知识、技术和方法，习惯于“当超级保姆”，不懂得团队协作，不懂得助人自助，不懂得激发居民参与，不懂得发现居民领袖，不懂得培育社区社会组织，不懂得开发利用社区社会资源，加重了社区干部“人累心也累”的痛苦体验，难以享受“快乐公益”，“抱怨多、满意少、压力大”成为常态。
（五）社区组织结构失衡，治理主体单一。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严重不足，存在总量少、结构失衡问题。目前，全省平均每个社区约有6个社会组织，主要是自娱自乐的兴趣类组织，志愿服务、公众参与及专业服务等组织都比较稀少。由于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滞后，社区居委会过多地承接了政府延伸下来、企业转移出来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中新生出来的各种社会管理与服务工作，为政府部门向社区居委会转嫁负担提供了借口。另外，政府购买服务机制还在倡导和探索之中，社会组织参与渠道不畅，也加重了社区工作负担。
（六）基层群众意识淡薄，不正之风蔓延。一些部门和单位群众观念淡薄、服务意识不强，推进工作进社区不是到社区为群众服务，而是热衷于设机构、挂牌子、摆桌子；有的部门主观意识较强，不顾居民的需求和社区的实际，对社区工作指手画脚，提出一些不合理、不切实际的要求；也有的部门本位主义、功利主义思想较重，一味强调本部门工作在社区的“痕迹”，这些都导致社区干部以形式主义应付形式主义。有些部门和单位也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把本该自己做的事情交给社区组织去做，把责任和风险也转嫁给社区组织，既增加了社区工作负担，也容易引发群众的不满情绪。
四、为社区减负的对策和建议
近年来，一些地方结合实际，积极探索，通过实行准入制度、建立政社互动机制等措施进行专项整治，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今年3月以来，xx市委、市政府出台9条硬性措施为社区减负，取得一定成效，也遇到不少阻力。实践经验和教训证明，治理社区工作负担不能就减负而减负，需要以治理社区负担为契机，以构建社区治理格局为突破口，以提升社区工作效能为目标，站在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进行统筹谋划，开展协调行动，实施综合治理。具体思路和对策是：
（一）理顺基层管理体制，厘清政社权责。在政府层面，要按照“大部制”的思路，对政府承担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进行整合，形成一条线对下，避免多头管理、重复劳动、效率低下等问题；同时，确立延伸到社区的公共服务机构的性质、职能，确保政府自身的本职工作能做到位、做好。在社区层面，要理顺组织之间以及与政府、公共服务机构之间的关系，构建职能清晰、关系顺畅、责任明确的社区组织体系。其次，要划清基层政府和社区自治组织的责权边界，实现“政社分开”，推进“政社互动”。在此基础上，建立诸如 “准入制”等相应的制度，禁止政府向居委会转嫁行政事务性工作，赋予居委会拒绝承担行政事务性工作的权利，促使政府依法行政，保证居委会依法自治，建立政府与社区居委会的协商合作机制，实现政府依法行政与社区依法自治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
（二）转变政府工作职能，改进工作作风。要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重新配置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责权力，将现在掌握在政府手中但本应属于社区的权力下放给社区居委会，使社区居委会在本区域范围内成为治理主体。与此同时，推进政府改变工作方法，改进工作作风，坚决杜绝向基层推卸责任，向社区转嫁负担。总结推广xx市的做法，对社区工作情况进行认真清理，取消社区承担的不合理的工作任务，取消面向社区开展的与居民利益无关的创建达标评比活动，取消各级各部门要求在社区设立的组织机构，取消社区不必要的工作台帐，取消社区不合理的证明盖章事项，还社区一片净土。
（三）培育发展社区组织，激发社会活力。要大力实施社区治理能力建设工程，加大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力度，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和专业社会服务组织，提高居民自治能力和社区服务专业能力。一方面，要大力培育社区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管理。同时，要推进社会工作服务，培育发展社工服务组织，着力做好流动人口、老年群体、困难群体和特殊人群社工服务，用专业社会工作方法提升社区服务管理水平。另外，要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来完成社会管理与服务的任务，使社区居委会也从繁杂的行政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
（四）加强社工队伍建设，提高工作能力。要根据社区工作发展的需要，针对社区工作的特殊需求，制定一系列相关政策，扩大社区工作人员来源渠道，使优秀的人才被吸引到社区工作岗位上来。要建立规范化的社区工作人员培训教育机制，加强对社区工作人员的培训教育，重点是培训专业社会工作基层理论知识，训练他们的专业社会工作能力，转变他们的工作思路，提高他们的工作技能。要建立和完善与社区工作者实际工作相匹配的薪酬保障机制、表彰激励机制，激发广大社区工作者的工作热情和创造潜能，为他们开展工作和成长发展营造环境、创造条件，使社区工作岗位留得住人才，保持社区工作者队伍的稳定。
（五）加快信息网络建设，改进工作手段。信息化工作之所以成为社区重要负担之一，主要是因为延伸到社区的信息网络平台以及应用系统太多，而且互不兼容。因此，当务之急是要从上至下，对延伸到社区的各种信息网络平台以及应用系统进行清理，按照共享、高效的原则，对这些信息网络平台以及应用系统进行整合，建立规范的社区综合服务信息平台，实现社区事务在一个操作平台上完成，资源共享，避免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
（六）创新社区工作机制，提供制度保障。对社区工作负担进行系统治理需要整体性的制度和持续性的机制。为保证社区负担治理工作取得成效，应建立部门工作进社区的协调机制，建立政府部门向社区组织转嫁任务的责任追究机制，建立政府部门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制度和服务外包、公益创投、公益采购等机制，建立企事业单位履行社会责任、支持公益事业的制度和机制，建立社区居委会民主评议政府部门工作的制度和机制，建立社区工作绩效综合考评制度和机制，建立社区民主协商的制度和机制。
2023社区工作调研报告篇2
一、基本状况
社区目前任命的村干部有５名：书记林玉明、计生专干万莉红、其他干部王桂兰、刘贤军、叶晓芳；在社区挂村包片的镇干部有４名：副镇长、镇干部、镇计生专干；县派“三送”驻点队员１名：县口岸办干部；非驻点干部有５名：县口岸办主任、副主任、其他干部。
社区结合党员的自身状况，主要开展以下工作：一是开展基层组织建设“三有”活动。按照“创先争优”活动、“五好、五带头”的要求，抓好以支部书记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活动，开展了“支部有活力、支书有作为、党员有形象”基层组织建设活动（支部有活力表现为思想建设好、组织建设好、工作机制好、工作业绩好、廉洁自律好“五好”村支部；支书有作为则要求支部书记在推动科学发展、双带致富、为民办好事实事、维护社会稳定、抓班子带队伍上有作为；党员有形象就是号召广大党员在支持社区工作、创业致富、服务群众、弘扬正气、促进和谐上做表率）。二是开展“双双评议”活动，以居委会任期目标、年度工作目标及社区干部的工作目标为资料，支部书记向党委和党员群众做出，党员向支部；党员对支部进行评议，群众对党员进行评议，透过支书、党员践诺，群众评议推动工作。三是党员示范共致富。开展争创党员标兵、争当党员示范户等创先争优活动。向先进学习，带动群众致富。四是按照“三培两带两服务”工作要求，培养入党积极分子３名以上，发展党员不少于２名。
（二）“三送”工作状况
一是“三送”工作全覆盖常态化。以基层组织建设活动年为契机，扎实推动“三送”工作，将任务分解到每个干部，落实到每户农户，要求干部联系和帮扶农户做到，即百分百的干部与农户结对全覆盖；百分百上门走访农户；百分百的发放连心卡、连心册、订联系牌；百分百扶贫济困送温暖；百分百尽力办实事、多服务，实现老有所养、少有所学、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困有所帮。二是狠抓工作落实。社区“三送”工作队，从实际出发，帮忙社区清理工作思想、帮忙群众创业致富、帮忙创新社会管理促和谐、帮忙群众解忧济困办好事、帮忙改善民生办实事；深入农户、结交农民朋友、了解群众诉求、解决群众问题、办好事实事。经常深入农户，认真听取群众诉求，及时做好矛盾纠纷的排查和协调，将越级上访，群众上访等不稳定因素处理在萌芽之中。
（三）新农村建设的进展
社区的新农村建设主要是一些小区的卫生管理、下水道输通、小区亮化等。今年的主要工作任务是解决恒富小区居民路灯问题，要求县里尽快解决。
（四）社区治安状况
社区群众基础较好，但我们始终绷紧这根弦，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治安网络健全，作用发挥较好，没有发生刑事案件，公众安全感增强，对社会治安满意率和对平安建立知晓率有所提高。
二、社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1、社区有1564户居民，分布广、流动性大，不利于管理。
2、社区新增许多小区，如博大花园、贵源小区、城北世家，大部分人居住在小区，户口在乡下，不愿落户县城，办事就找社区，由于对所住户状况的不了解，给社区干部的工作带来不便的同时，造成许多群众不理解，不利于工作的开展。
3、社区没有群众经济，所以也没有任何群众收入，办公条件差、社区干部待遇低，开展工作经费严重不足。
三、推进社区建设和发展的对策与推荐
1、注重流动人员的`管理。坚持属地管理原则，利用各种平台收集好居民信息，便于工作的开展。
2、注重党员的培养。推荐大力宣传鼓励引导广大青年、致富能手、退伍军人和大学生用心加入党组织，不断壮大队伍，为基层组织建设注入新的血液。推选一些有知识、有文化，工作潜力强的年轻人充实到社区班子中去，增强社区基层组织活力，更好地与时俱进。
3、政府能否政策倾斜，加大社区扶持力度，提高社区干部待遇。
4、注重精神文化建设。利用小区休闲娱乐活动场所，举办一些文化类的比赛或活动。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2023社区工作调研报告篇3
从集约利用土地资源和改善民生的角度看，农民集中居住确有其必要性，但在建设资金不足、试点政策不完善、失地农民利益补偿与社会保障机制等尚未建立的情况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并不具备全面展开的可行性。但不少地方政府出于土地利益的需要，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名义，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以地生财”，盲目推动拆村造城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调研显示，全国平均每六个村就有一个村在经历“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其中72.3%始于20xx年及以后。从全国范围看，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已经从试点走向全面铺开阶段，建设热点已经从江苏、浙江、山东等经济发达的东部省份，转向河南、安徽、陕西等中西部省份;建设重点已经从城郊结合部、非农产业发达的农村，转向城市规划区以外的不发达农村区域;已经有相当部分的县市基本实现了农村全域社区化。但一些地方拆并村庄后，农民扩大就业问题没解决，生产生活更不便利，不少地方村庄拆并不符合农民意愿。有的地方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现象，需要高度重视。因此，需要深入研究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并研究制定相应的解决对策。
一、调研样本的选取
事实上，具备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条件的一般是城市规划区、农村劳动力绝大多数已转移到城镇和非农产业就业的发达地区，且20xx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不提倡、不鼓励在城镇规划区外拆并村庄、建设大规模的农民集中居住区，不得强制农民搬迁和上楼居住”。因此，在实践中，地理上远离城市规划区、农民就业和收入以传统农业为主的经济欠发达农村大规模开展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中的问题尤为突出，应成为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调研研究的主要对象。因此，我们选择具有代表性的h省进行实地调研。h省的代表性主要体现在：
第一，h省是典型的农业大省、人口大省和粮食主产区。
第二，h省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力度较大，尤其是欠发达农村开展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的数量较多，其所表现出的问题更全面和具体。具体到h省，我们将其划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大区域，每个区域按以下标准选取6个样本社区：
一是社区至少部分建成且有人口入住。
二是社区地理位置上不在县城规划区内，无明确规划区的需远离当前县城5公里以上(含5公里)。
三是社区所在乡镇经济以传统农业为主。
四是社区规划搬迁范围内的农民收入以农业为主。按以上标准选取的30个样本的概况见表1所示。
二、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基层政府债务风险不容忽视
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资金来源问题。资金已成为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的关键制约因素。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资金一般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公共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投资，简称公共投资，政府是其主要投资主体。
二是社区住宅投资。由于社区住宅属于私人物品，因此，从法理上说，社区住宅投资主要应由农民负担。理论上看，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只需考虑公共投资的承受能力。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包括社区住宅在内的一切社区设施，事实上大多都由基层政府委托企业“统规统建”，且普遍采取bt模式进行建设。企业担当的是垫资者兼建设者的角色，在债务关系中，企业面向基层政府追索建设成本和合理利润，结果导致基层政府在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中的债务风险问题日益凸显。主要表现在：
基层政府直接面临公共投资债务风险。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的公共投资具有两大特点：
一是投资规模大。据h省省级部门测算，一个5000人规模的农村社区，其公共投资规模在2500万元左右。30个样本社区中，有10%的社区的公共投资规模在1800万元到20xx万元之间，有80%的社区在20xx万元到2500万元之间，有10%的社区在2600万元到3300万元之间。30个社区的实际投资状况与h省省级部门测算的数字基本吻合，反映了h省的普遍状况。
二是公益性强。如h省的“五通六有两集中”建设标准中，只有幼儿园、连锁超市能够通过投资形成直接利润回报，所以社会资本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即使有社会资本参与，一般也以企业或个人捐赠、赞助的方式出现。30个社区中，非政府资金在公共投资中所占比例仅为27%，很多社区根本没有社会资本参与。
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公共投资的两大特点决定了各级政府必然是投资的主体。但由于h省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规模较大，导致各级政府层层下沉投资压力，普遍形成“乡镇自建，省市县财政奖补，各级支农资金整合支持”的投资格局。在30个社区里，公共投资中乡镇投资超过50%的达到25个，说明乡镇政府是主要投资主体，但与主要投资主体地位不对应的是乡镇微薄的财政收入。30个社区所在的30个乡镇，20xx年财政收入最低的仅为350万元，的仅为1800万元，有87%的乡镇20xx年财政收入在1000万元以下;30个乡镇在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方面的投资与财政收入比率最低的是0.27：1，的达到4：1，其余28个社区两者比率均超过了0.3：1。公共投资数额巨大而自身财政收入微薄是h省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的突出问题，但30个乡镇的社区化建设不仅没有停滞，反而在持续进行。其原因在于公共投资的bt模式容易使人忽视潜在的债务风险。这种“借来的发展”只是带来了表面的繁荣，但埋下了巨大的债务风险，导致并不具备偿债能力的地方政府只能通过不断借债，来掩盖债务责任和风险，并通过利息计入本金而不断放大负债规模。 2.社区住宅垫资风险日益凸显。基层政府在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住宅投资方面的垫资风险，在对30个样本社区的实际调研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截至20xx年底，只有2个社区的住宅售出率达到100%，5个社区的住宅售出率超过30%，其余23个社区均在30%以下。也就是说，样本社区住宅普遍处于零星购买状态，而因此形成的沉淀投资规模和债务隐患，较公共投资数额更为巨大。调研表明，截至20xx年底，30个社区在住宅建设方面的投资达1.3亿元，最低为0.8亿元，平均为1.05亿元。使基层政府难以回收社区住宅投资成本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政府住房供给与农民住房需求相差较大。从表2可以看出，30个社区主导的住房形式是多层楼房，但大多数农民喜好的住房形式是单门独院楼房。农民喜好单门独院楼房的原因在于，与农户旧宅相比并无本质区别，只是居住地点发生转移、公共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并没有改变农民的住房观念和习惯，且便于农业机械存放和家畜养殖。事实上，基层政府并非不了解农民的住宅偏好，但h省在20xx年出台的相关政策影响了基层政府的住宅供给决策。20xx年，h省出台的《新型农村社区规划建设标准》提出，“新型农村社区多层和高层住宅占总住宅的比例宜结合人均建设用地指标给予适当考虑。”这虽然是为了实现节约用地的目标，但在实际执行中推动了“原则上不建三层以下低层住宅”局面的形成，结果严重影响了农民购房和入住社区的积极性，给基层政府带来的投资浪费和债务隐患问题日益凸显。
第二，相对于农民购买力水平来说社区住宅价格偏高。30个乡镇全部宣称，以“成本价”面向农民出售住宅。但普遍的事实是，多数乡镇出于缓和自身财政压力的需要，将公共投资成本和开发商的合理利润都摊入了住宅成本中，使其实质上成为商品房开发，导致住宅价格相对于农民购买力偏高的局面。在30个社区中，住宅均价最低的社区是900元/平方米，住宅均价的社区是1700元/平方米，30个社区的住宅整体均价是1250元/平方米。按四口之家购买120平方米的小三房、均价1250元/平方米测算，毛坯房的总价基本在15万元左右。而h省20xx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为7524，94元，农村家庭平均人口4.08人，社区房价是农村家庭年均收入的5倍以上。且需要说明的是，30个样本社区均属欠发达农村，其农民人均纯收入在h省平均水平以下，所以社区房价与农户的购买力差距更大。同时，30个社区中能够贷款的社区仅为6个，且这6个社区的贷款额度每户均未超过3万元;其余24个社区都规定在特定时问内分次缴清，时限一般为1年。这导致不仅大多数农民无力购买社区住宅，而且也无法借助金融杠杆来提高购买力。在购买力和购买意愿均不足的状况下，社区住宅出售率低便是必然的结果，而这将给基层政府带来巨大的债务风险。
(二)缺乏农民的有效参与
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的也是最终受益者应是农民，但不少地方却呈现“政府热、农民冷”的现象，甚至个别地方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现象。有媒体报道，个别地方甚至通过停水、停电、阻断交通等手段，强制进行“株连式拆迁”和“突击式拆迁”。这种不征求农民意见、不尊重农民意愿的强制行为，严重影响了农村的社会稳定。20xx年国土资源部召开专题会议部署专项检查工作，重点查处借增减挂钩试点强迫农民“上楼”等行为。20xx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不得强制农民搬迁和上楼居住。”中央和相关部门的政策与行动一方面说明国家对于“农民被上楼”问题非常关注，另一方面也说明该问题已较为严重。对于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缺乏农民的有效参与问题，结合对30个样本社区的调研，可从两个方面进行深入剖析。
第一，旧宅补偿偏低引发农民不满。在30个样本社区中，仅有1个社区允许农民购买社区住房不需上缴旧有宅基地，该政策具体规定是“政府免费拆迁复垦旧宅;旧宅复耕后归原有农户永久使用”;其余29个社区均要求“买新缴旧”，即购买社区住房“需无条件上缴旧有宅基地并自行拆除旧房”，其中24个社区要求上缴给原有村集体，5个社区要求上缴给乡镇政府。在要求无偿上缴旧宅基地的29个社区中，有23个社区规定可以在购买社区新房时享受补贴，补贴额度在1万元到2.5万元之间，这实质是对农民退出旧宅基地与拆除旧房的有条件补偿，但其对农民旧宅补偿明显偏低且附加强制性条件，而另外6个社区甚至不予补偿。这实质上造成了对农民利益的侵害，因而导致农民对于人住社区普遍持消极甚至抵制态度。
第二，不征求农民意见，进行强制性“整村推进”。调研涉及的30个乡镇中，有29个乡镇要求“整村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这实际上是一种强制性推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民在经济条件、收入来源、住房状况、思想观念、家庭发展规划等方面呈现多样化特征，对于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的认知、接受程度及相应的经济负担能力也存在差异。因此，不以征求全体农民意见为前提的整体推进显然是不合理的。然而，多数地方政府不仅不正视农户的意见和个体差异，反而通过行政手段强制设置整村搬迁时间表，这自然会引发农民普遍的不满情绪。对30个样本社区的300户农户进行的随机问卷表明，100%的农户确认乡村干部在搬迁中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其中72%的农户坦诚自已是“被动搬迁”，只有28%的农户是“自愿搬迁”。
(三)农民生存与发展遭遇困境
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一般都伴随着农地的规模化流转。在30个样本社区中，有28个社区实现了农地的规模化流转。当农民集中居住、土地集中流转之后，农民的生存与发展等民生问题便更加凸显。调研表明，土地流转未能有效促进农民就业和收入增加，农民的生存与发展遭遇困境。
第一，多数土地集中流转并没有增加农民收入。实施土地规模化流转的28个社区，其土地流转政策基本一致，土地流转的时间最低为10年，为20年，一般为15年;农民获取一般状况下农作物(h省普遍以小麦作为参照物)种植的固定收益，即约定的亩产小麦斤数乘以当年国家小麦保护性收购价，标准最低的社区按每年每亩600斤计算，标准的社区按每年每亩1000斤计算。以20xx年国家小麦保护性收购价格1.12元/斤计算，这28个社区的农民每亩土地年流转收益在672元～1120元之间。但小麦等主要粮食作物是涉及国计民生的战略性商品，粮食价格基本保持稳定，再刨除物价上涨因素，这意味着以此计算的土地流转收益并不合理。微薄而且相对固定的土地流转收益与不断攀升的物价水平相比，农民的实际净收益往往是不增反降，说明多数土地集中流转未能有效增加农民收入。
第二，多数土地集中流转并未给农民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地方政府大多宣称通过农地规模化流转可以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使农民“既拿地租又拿工资”。但这其实是地方政府有意混淆农业产业化与农地流转的区别。农地规模化流转只是作为催化剂，为农业产业化提供一个契机和可能，但并不一定就能形成农业产业化发展。事实上，这28个社区中有27个社区是把土地大量承包给种粮大户或者蔬菜、果树种植大户，而这些大户进行的农业生产虽可算作家庭农场，但并没有大量吸收农民就业，因为当前农业“从种到收”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即使存在少量的人工劳动，依靠承包户家庭成员或短期临时雇工也可完成。种粮大户或者蔬菜、果树种植大户的经营行为，只是生产规模的适当扩大，并不能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农业产业化，所以并不能带来稳定的就业岗位。调研中实现农业产业化发展并吸收大量人员就业的只有1个社区，该社区将土地规模化流转给大型面粉加工企业，依靠该企业形成了小麦种植、加工、销售x的产业链条，从而带动了大量社区居民就业。
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中最难解决的就是农民的就业问题即生存和发展问题。虽然农业产业化发展可以形成产业支撑，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并不能一蹴而就，所以很多地区将带动就业的主要着力点都放在吸引二、三产业投资方面。由于县城普遍设立了经济开发区、产业集聚区，依靠优越的区位和优惠政策承接了很多工业投资，所以新型农村社区依靠第二产业形成产业支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在吸引第三产业带动就业方面，由于人口规模小、消费能力弱，新型农村社区也并没有足够的优势。但30个样本社区几乎全部宣称“形成了产业支撑”。对此，我们把这些所谓的“产业支撑”归为二类：
一是紧邻乡镇街区的社区宣称以“商贸物流业”为支撑，理由是乡镇街区商业相对发达。
二是完全不靠乡镇街区的社区宣称以“现代农业”或“农业产业化”为支撑，理由是农地已经实现了规模化流转。但深入调研发现，这两个理由都不成立。农民搬入镇区附近的社区居住，并不代表已在镇区“商贸物流业”就业;农地规模化流转也不代表农业产业化已经实现，更何谈农民因此获得了就业岗位。30个样本社区中只有1个社区依靠现代面粉加工企业形成了农业产业化支撑，其他29个社区本质上都是基础设施发生变化的农村居住区，农民并没有实现市民化，就业机会并没有增加，甚至很多农民丧失了从事传统农业的生存手段，导致一个既有别于农民又不同于市民的边缘群体的出现。如果政府不能及时解决稳定就业与社会保障问题，这些农民甚至将遭遇生存危机。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欠发达农村强制推进新农村社区化建设，是超越其经济承受能力和生产力发展阶段，以牺牲农民利益降低建设成本，以高息借债或透支未来财政等方式来换得当前发展。冒进的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不仅加剧了基层政府的债务风险，而且导致“三无”农民的产生，增加了农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但值得庆幸的是，这种冒进的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尚处于个别地区的试点阶段，尚未形成系统性风险。因此，应当对这些已出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及时纠正，避免问题的进一步扩散和激化。
由于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脱离实际强制推动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所以纠正的关键在于约束和控制地方政府的行为，并通过政策法规未解决。具体包括：第一，优化和严格落实“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避免使之成为地方政府在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中谋求土地利益的工具，从利益源头上斩断地方政府强制推动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的不当激励。第二，严格落实20xx年中央1号文件“不提倡、不鼓励在城镇规划区外拆并村庄、建设大规模的农民集中居住区，不得强制农民搬迁和上楼居住”的规定。各地应及时调整不切实际的新型农村社区化规划，严格限制乃至暂时停止欠发达农村的新型社区化建设。第三，以农民自愿、资金充裕和产业支撑作为新型农村社区化试点启动的前提。第四，鼓励但不强制农地规模化流转。第五，应加强欠发达农村的新型农村社区化试点与小城镇建设的有效衔接，新型农村社区选址紧邻镇区，使之与小城镇形成一种相生相长的关系。
2023社区工作调研报告篇4
社区作为城市发展和社会建设的基础平台，在当今经济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社区工作者作为奋斗在社区建设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在推动社区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在维护基层稳定、服务人民群众、促进社会和谐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xx市为适应新时期社区建设的需要，建设一支专业化、职业化的社区工作者队伍，连续多年通过面向社会和高校公开招聘社区工作者，为全市社区建设充实了人才力量，取得了重大成绩。但在这一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严重制约了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
一、法规政策尚不完善，导致人员管理出现混乱
当前，国家法律法规层面对社区工作者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位，也没有将其作为一类职业明确提出来，由此导致社区工作者的身份难以确定，并带一系列问题。比如，《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单位的职工连续工作1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以下简称年休假）”。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很多街道以《条例》未将社区工作者明确提出而拒绝社区工作者休年休假的申请。此外，由于制度不完善，社区工作者在考核、奖惩、培训、退休、辞职辞退、煤火费等一系列问题上都没有政策依据，导致各地方遇到实际问题时要么各行其是，要么绕开不去解决，严重影响了队伍的稳定性。
二、福利待遇相对偏低，普遍存在现实生活压力
随着社区建设的发展和管理重心的下移，社区承担的任务越来越繁重，再加上社区服务对象和工作内容的特殊性，平时尤其是节假日和敏感时期经常需要加班加点，一些社区工作者认为自身的付出与收入不能成正比，影响了在社区工作的积极性。一些外地的大学生社工，在房价高企的情况下还面临着租房等实际困难，再加上近年来物价上涨较快，他们的生活负担很重，很多大学生社工虽然有奉献基层的热情，但迫于生活压力不得不选择离开。近年来，市区各级不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社区工作者的福利待遇有了很大提高，但与工作任务和目前xx市生活水平相比，收入待遇还具有向上提升的空间。
三、发展前景不够明朗，影响了扎根基层的信心
当前大学生毕业后找工作，不仅看重当前的薪水，更看重的是今后的职业发展空间和职业发展前景。与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有所不同，在社区工作缺少晋升更高职位的机会，同时，目前社区工作者没有非领导职务增长机制，而一个社区的领导职务非常有限，大部分社区工作者都缺少晋升机会，一些大学生社工认为在社区工作的发展空间十分有限，因此留在社区工作的信心产生动摇。更为重要的是，传统的思想观念使人们对编制、身份等看得特别重要，而当前社区工作者的身份地位尚未确定，加上相关政策的不完善，一些大学生社工由此认为这一职业的发展前景不明确，极大程度地影响和制约了他们对社区工作的热情与投入程度。
四、思想认识存在偏差，对自身的角色定位模糊
长期以来，社区工作在人们眼里都被认为是层次较低的工作，加上部分大学生社工对社区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还停留在社区工作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脚侦缉队”的层面，认为社区工作不如在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体面，和身边同学、朋友的工作对比，难免产生低人一等的想法。一些大学生到社区工作后，与自己想象中的工作不相符，尤其是一些研究生，心中落差较大，认为自己大材小用，思想上产生一些波动，工作情绪受到一定影响；一些大学生社工没有经历社会环境和工作环境的历练，对于经常性的加班、值班偶尔产生厌烦、抵触情绪，加之工资待遇相对较低，往往会产生个人价值得不到体现的思想。
五、基层经验比较缺乏，做群众工作的能力较弱
社区人际关系复杂、利益纠葛较多，工作琐碎繁杂，做好社区工作需要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处理实际问题的经验。目前招聘的社区工作者绝大部分都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缺乏实践经历、社会阅历，处理问题、解决矛盾的经验很少，对社区及居民情况了解也不多，让他们直接到基层处理社区事务，对于他们而言极具挑战性。另一方面，很多社区居民对新进的大学生感到很陌生，对他们处理纠纷及服务社区的能力也大多持质疑与观望态度，而做好社区工作的关键就是让居民对社区工作者建立足够的信任，才可能继续开展进一步的工作。因此，要(差异网☆)大学生社工成为做群众工作的能手，将来能够独挡一面，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以上就是差异网为大家带来的6篇《社区工作的调研报告》，希望对您有一些参考价值。
2023社区工作调研报告篇5
随着辖区内住宅小区及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居民群众对社区管理及服务需求不断增强，社区工作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建立覆盖全社区的工作网络，健全完善符合自身实际的工作机制，与时俱进加强社区建设、规范社区管理、改进社区服务，已成为新形势下的一项重要任务。
社区办下辖12个社区，社区居民共22000余户，常住人口62000余人，各社区所含小区共33个，楼栋469栋。12个社区均组建了党支部、居委会，现有社区工作者85名，社区党员共计1377人;各社区共划分社区网格69个，党网格65个;社区志愿者队伍共69支，志愿者共计4467人。
(二)社区管理及服务有待完善。一是社区居委会工作单一、粗放，有待进一步深化。二是社区党员干部队伍素质水平有待进一步加强，干部后备力量后劲不足。三是部分社区基础设施硬件不够硬、基层服务软件不够灵。
(三)社区法制建设不够。一是对社区法制建设认识未完全到位，落实工作一般化，法治建设工作发展不平衡。二是作为社区普法依法治理主体的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干部的作用发挥得不够全面。三是社区法治建设工作队伍素质不高。有的社区工作人员法律素质不高，在一定程度影响了工作的开展。
(四)社区文化建设存在瓶颈。一是社区室内活动场地不足。社区室内活动场地偏小，给居民的日常文化生活带来了一些不便。同时，随着社区工作量的增加，各社区文化活动室经常是一室多用，远远不能满足社区文化的需求。二是社区文化队伍建设亟待加强。主要表现在：缺乏专业社区工作人员，难以对社区文化工作进行有效的指导、协调和服务;社区居民专业人才稀缺，制约了社区文化向专业化，精品化方向发展。三是社区文化活动的覆盖面窄。参与社区文化活动的人员大部分集中在社区文艺骨干、党员骨干、志愿者骨干等特定群体上，且活动的人员大都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三)进一步深化社区法制建设。一是理顺关系，健全组织机制。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社区法制建设领导机构和专兼职工作队伍，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为社区法治建设工作提供组织保障;配合区政法委及法院等司法部门部门建立社区普法的相关制度，指导社区搞好居民自治，增进法律意识、落实依法行政。二是综合运行，创新管理机制。一要广泛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围绕居民工作、生产、生活的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教育活动，着力于居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和法律观念的形成，为社区法制建设奠定思想基础。二要充分发挥专兼职工作者的'作用，以法官进社区为平台，做好社区法律服务与法律救济工作，把法律送到千家万户，提高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的水平和质量。三要注重社区动向，及时发现和调处纠纷。建立和发挥群众工作站(室)、法官工作站等机构的作用，推进人民调解制度和司法制度有机衔接。四要积极开展专项依法治理。针对社区治安、环境卫生、物业管理等居民关注的热点、难点和重点问题，协调区相关执法部门开展专项整治，以维护广大居民的合法权益。五要发挥社区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作用，突出重点，把准关键，防范要害，及时消除各种不稳定因素，为社区建设提供良好的法制保障。三是措施到位，强化制约机制。一要加强队伍建设，配备社区专职及兼职工作人员，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法律知识培训;二要制定和严格执行工作考核责任制，把法制建设工作列入对社区综合目标考核之中，以加压驱动提高工作积极性，保证法制建设各项工作目标落到实处;三要结合实际，围绕中心工作，开展多形式、广角度的依法治理各项活动，不断提高社区的工作质量;四要协调有关部门给予工作指导，培养和交流典型经验，推动社区法治建设不断上台阶、上水平。
(四)进一步理顺社区文化建设。一是加强社区文化联建。组织调动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等社会力量，齐抓共管，各行其责，做到建设有人分管，工作有人推进，措施有人落实，问题有人解决，保证社区文化建设各项工作都能落到实处。二是抓好社区文化网络建设。以社区居委会为龙头，社区市民中心为纽带，居民文体队伍为基础建立社区文化网络。社区办、社区居委会作为群众文化活动的策划者、组织者应积极帮助辅导社区开展文化活动，促进社区文化工作的发展。以文艺团队为依托，充分调动社区居民的积极性，根据居民的特点和需求，组织开展多类型、多形式的群众文化活动。以社区文化骨干为核心，采取完善文体团队，加强引导，制定激励等机制，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三是坚持开展活动。策划活动时，充分考虑有无群众基础，充分调动居民参与积极性。开展日常社区文化活动时，以小型多样为主，满足不同层次居民的文化生活需求。四是注重高质量。树立精品意识，求效果、重质量，注重群众的参与率，切实发挥居民群众力量的作用，挖掘社区人文资源，发挥社区各类文化艺术人才的优势，培养特色活动项目。
2023社区工作调研报告篇6
建设一支业务过硬，结构合理，稳定性强的工作队伍，对于依法规范、有序地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确保刑罚执行的严肃性，准确性，提高罪犯的教育质量，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维护社会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建议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不断提高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的整体素质。
一是强化培训。为切实提高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理论水平、业务素质和实际操作能力，加快知识更新步伐，确保社区矫正队伍的职业化、专业化、社会化，提高社区矫正工作的质量，我们要分阶段、分层次组织开展培训工作。培训主要采取的方式：
1、举办培训班。要定期组织试点区司法所所长、抽调的监狱劳教干警、司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及社区矫正志愿者对国家有关社区矫正工作的政策、方针、法律法规等内容进行研究和学习，通过让工作人员解决真实性问题，来掌握隐含于其中的知识，形成解决当前矫正工作存在的难点、热点和重点问题的能力。
2、举办知识竞赛。要本着“以赛代训，以赛促学”的宗旨，通过举办知识竞赛这种特殊的`教育方式，进一步激发社区矫正工作者和志愿者学习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不断强化工作人员的文化素质和业务水平。
3、组织学习考察。要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组织相关工作人员，赴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开展好的省、市考察学习，以加深对社区矫正工作的认识，借鉴兄弟省市的好的做法和经验，使试点工作的开展更充分、采取措施更有力。另外，还可以邀请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开展好的省、市相关工作人员赴我市对我市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并交流经验，相互取长补短，达到互相触动，共同提高的目的。
二是分类管理。为充分发挥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在实际工作中的不同职能作用，确保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效果。我们应对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实施分类管理。
1、对抽调狱所干警的管理。要严格按照《抽调干警日常管理办法》的要求，对干警的奖惩、请销假、考核等进行管理，规范干警工作。
2、对司法所工作人员的管理。市区司法所工作人员隶属于街道办事处内部编制，为便于更好地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建议对司法所工作人员实施双重管理。即司法所工作人员接受市司法局业务指导，由市司法局负责具体工作安排和年终考核。
3、对社区矫正志愿者的管理。要以试点区为单位，建立社区矫正志愿者人才储备库，为社区矫正工作不断供应新鲜血液，对那些不适宜继续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志愿者要及时进行调整、更换。在实际操作中，可以将志愿者进行分类，按照参与矫正时间的长短分为长期、短期、临时志愿者；按照参与矫正的空间分为社区内、社区外志愿者；按照参与活动的程度分为全面参与、专题参与等不同类型。
三是改善结构。要结合社区矫正的开展，突出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的素质建设和要求，司法所所长、抽调干警和社区矫正志愿者应当按照需要具备大专以上法律专业学历或相当学历的要求进行配备、为依法、严格、规范、准确地实施刑罚提供素质支撑。一方面，要从知识层面上进行优化。实施多元化人才选拔，要坚持“公开招考、定岗竞争、择优入围”的原则，面向社会招聘选拔热爱社区矫正工作，思想政治素质好，工作责任心强，具备法律、心理、教育、社会学等专业知识的社工和志愿者，充实到社区矫正工作队伍中；另一方面，要从年龄上进行优化。采取阶梯式用人方式，在对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选拔上，既要选拔一批年富力强的干部，又要选择经验丰富的干部。要按照年龄的大小，科学配备工作人员，充分发挥不同年龄段工作人员的自身优势，不断提高社区矫正工作的整体水平。
四是完善机制。要完善司法所岗位责任制，进一步建立健全激励竞争机制，充分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建立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激励竞争机制，及时调整不称职工作人员，不断加强矫正工作队伍建设。增强工作人员的竞争意识、危机意识，进而优化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结构；要成立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考评检查小组，由职能部门牵头，定期组织相关部门赴试点区20个司法所检查社区矫正工作开展情况，对检查结果进行通报，年终时要进行综合评比，同时评出工作先进和后进，用以鼓励先进，鞭策后进。
五是加大宣传。社区矫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仍是新事物，要进一步加强社区矫正工作的宣传力度，通过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宣传月”、“社区矫正大家谈”、“社区矫正研讨会”，开办社区矫正信息网、宣传专栏以及各种会议等形式，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利用各种载体，重点对社区矫正工作的目的、意义向群众进行宣传，扩大社会影响面，增强社会影响力，使社会各界对社区矫正工作的认可度明显提高，积极争取并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努力使广大群众成为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支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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